自東漢末年起，我國進入了一個戰(zhàn)亂頻繁的動蕩時期。起先是為鎮(zhèn)壓黃巾起義，而演成各地軍閥割據混戰(zhàn)的形勢。繼而兼并為三國鼎立，相互間又時有攻伐。三國歸晉后，雖有一段短暫的平靜期，但不久西晉皇室中的爭權奪利又發(fā)展成“八王之亂”。此時，北方一些游牧部族乘機進入中原，各自劃地建國，彼此間爭奪與混戰(zhàn)，又形成了“五胡十六國”的局面。直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，方使國家逐步統(tǒng)一，從而結束了長達近400年的分裂和戰(zhàn)爭狀態(tài)。

　　長期的動蕩與戰(zhàn)亂，為北方的經濟和文化帶來了嚴重的破壞。南方雖然也經歷了三國東吳、東晉及之后宋、齊、梁、陳的六朝更迭，但較之中原地區(qū)，仍相對顯得安定。于是大批為躲避戰(zhàn)爭的人向南遷徙。隨著大量人口的涌人，不僅為江南帶來了勞力和先進的生產技術，而且北方士族與江南土著文人的融合，也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(fā)展。從這一時期開始，江南地區(qū)逐漸繁榮，因而也給蘇州大型府宅的營建提供了條件。如東晉時期的司徒王殉和司空王珉兄弟;就曾在郊外虎丘興建大型別業(yè)，據稱二宅依山而建，幾乎包裹了整座小山，以致有人感嘆“盡把好峰藏院里，不教幽景落人間”，其規(guī)模之大，超乎人們的想象。又如梁朝城內衛(wèi)尉卿陸僧瓚、蘇州刺史顧彥先等的府宅，不僅規(guī)模巨大，而且還有竹木山水，其內在環(huán)境都十分優(yōu)雅。

　　自東漢以來在我國廣泛傳播的佛教，到此時似乎有了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，一方面，出于政治的需要，統(tǒng)治者開始極力予以推崇，出現了大量由國家出資興建的寺廟，甚至還有像梁武帝那樣到銅泰寺舍身為僧的故事，這就使佛教從形式上得到了推廣和普及。另一方面，連年的戰(zhàn)亂給人們帶來了痛苦和“生命無常”的悲哀，而佛教的教義則向人們灌輸“因果報應”和“修煉來世”等宿命思想，使人們極易接受而沉湎于這種虛幻的解脫之中，于是佛教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流傳。正是這種種原因，當時“舍宅為寺”的做法非常流行，以至于許多府宅在瞬息之間就轉化成了佛寺。而園宅的花木環(huán)境也由此帶人了寺廟之中，出現了相應的園林，成了后人所謂的“寺觀園林”。在蘇州地區(qū)，類似的寺院為數不少，上述幾座府宅，也經“舍”后變?yōu)榉鹚隆?/p>

　　以佛教思想尋求解脫，固然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方法，但為躲避戰(zhàn)亂而棲身于山林之中，在這一時期也十分普遍，這就是所謂的“棲遲隱逸”，從而使人們對自然山水產生了更深刻的認知。我國的山水文學和山水畫，大致都成熟于這一時期。人們以山水詩的形式予以贊美，用山水畫的形式進行刻畫，實際上是在再現理想中的自然。同樣的再現，當然更可用原本就是自然之物的土石花木等作為要素，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追求，重新塑造在宅間屋后。于是“有若自然”的山水園林，開始成為人們的向往。

　　東晉時期的“顧辟疆園”，堪稱這一時期在追求自然的造園實踐中最成功的一個實例。顧氏祖先原居越地，后徙吳，兩漢年間為當地望族。東晉時，顧辟疆曾任郡功曹、平北參軍，是當地頗有地位的要員。其園宅以竹樹、怪石聞名于當時，有“池館林泉之勝，號吳中第一”之譽。人們曾以“辟疆東晉日，竹樹有名園”、“柳深陶令宅，竹暗辟疆園”以及“辟疆舊園林，怪石紛相向”等詩句來贊美它。相傳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獻之前往會稽，途徑吳門，慕名到園中參觀。他雖與主人未曾相識j但仍徑入其園，并“指麾好惡，傍若無人”。(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)以王獻之當時的名望，也能為其所吸引，可見“辟疆園”的聲望。

　　較“顧辟疆園”稍遲的，還有“戴頤園”，也以“有若自然”聞名遠近。戴顆之父戴逵，是東晉著名的文學家和藝術家，少博學能文，工書畫，善操琴，其余藝巧靡不畢綜，性高潔而不諳世務。東晉孝武帝時，他屢征不就，逼不得已而前往吳地，時稱“吳中高人”。戴顧是戴逵的次子，字仲若。能世家學，少年時就能隨其父進行雕塑創(chuàng)作，所以在這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。戴顳16歲遭父喪，即與兄勃隱于剡下，及其兄卒，寓居桐廬。宋初至蘇州，因其擅畫，通音律，且隱逸不仕，也被視為高士。他到蘇州后，士人們即為他建宅造園，園中“聚石引水，植水開澗，少時繁密，有若自然”。(《宋史.戴逵傳》)元嘉中(公元435年前后)，征其出仕，不就，后來衡陽王義季使張邵迎戴頤至京口，居黃鵠山精舍。